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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礼治的幻梦伦理史观（第1页）

2。2“礼治”的幻梦——伦理史观

在中国人悠远而又恒久不变的幻梦中，有一个梦，则是与别的民族有所不同的。他们甚至认为，这不是梦，而是已有的现实或历史。

这个梦，就叫做——礼治，如孔子所言：“齐之以礼。”

它之所以是梦，因为在等级森严、人欲横流的社会里，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。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念，彼此是格格不人的。但这种“礼治”的神话，却远远传出东方的世界，连黑格尔在他的巨著《历史哲学》的“东方世界·中国”中也这么写道：

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，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“家庭孝敬”。中国人把自己看做是属于他们家庭的，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。（黑格尔：《历史哲学》，第122页，上海书店，2001。）

当然，他也没有怎么说错。

在汉代，孝则是置于最高位置，史书上就有过记载，为了尽孝而误了公务，不仅没受到处罚，反而得到了奖赏乃至晋升。“万恶**为首，百善孝为先”，已成了儿千年中国社会的重要遗训。而所谓“孝”，则“善父母为孝，善兄弟为友”。善与恶，这便是道德伦理判断的范畴了。汉代列为七经之一的，则有《孝经》。《论语·为政》云：“孟兹子问孝。子日：无‘违’。”《新书·道术》中也有：“子爱利亲谓之孝。”

一句话，这种伦理道德观念，则是从“孝”出发的，也就是说，是从人的宗法血缘关系出发的。

这也是整个中国伦理道德观念的出发点。并由此有了我国古代特有的道德哲学——历史哲学。

家庭，这是社会形成的最初细胞。以“家天下”为特征的宗族统治，很早就已在夏禹的时代开始。中国人以姓为首，也就是这种血缘意识的反映，已经有人著文说过了。“父”古文作“为”是“举杖”、“率教”的家长（见（说文解字》），显示出了其在家庭中的绝对的权威。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，一家之“父”，便演变为百官之“尹”。尹字古文中为“习”，《说文解字》中注为：“治也，从手：1，握事者也。”“尹”则成了统治机构中的管事。“尹”下加上“口”，则成为“君”。君主者，发号施令，统率一切也。

长期以来，我国存在着这样一种理论，认为中国未曾来得及打破血缘关系便进人了阶级社会。但是，天然的血缘纽带、宗法关系，不恰巧是形成社会等级差别最有利的基础么？不是来不及打破，而恰巧是顺理成章的问题。前者的理论，恰巧是死搬硬套搞教条主义的无可奈何的自嘲罢了。

宗统维护了君统，族权强化了王权，家规演绎出国法，血缘的纽带，为大一统的中国古代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于是，“礼治”便成了中国人最美好的幻梦。礼高于法，岂不妙哉？血缘的“孝”，比强制的“法”又“高明”到哪了呢？传统奴性、孔颜人格，不正是由“孝”而起的么？它比别处的奴性更加上一条牢靠的纽带——血缘！

这种血缘的系列，正是从自然的系列延续而来的。所谓“礼”，最开始是对自然的敬畏所作的奉祀，而后，便成了对祖宗的祭祀，而当氏族的父执转化为国君时，“礼”便成了一种系统的习惯规范——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杠杆。

历史，本来就是从自然到祖先，又由祖先到今人而发展过来的。中国人重史学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也就是重祖先，重祖先的史迹，由自然祟拜到祖先崇拜，恰巧反映了伦理社会的形成过程。中国人为什么有祖先崇拜，这里便可以找到解释。

我们先不说这种道德——历史哲学显而易见的栽害作用。

平心而论，把人从自然的序列中解放出来，以人的血缘关系取代自然的秩序，这总归是一个进步的开端。而且，不似西方，走向中世纪的神权统治，避免了全社会的宗教化，不以宗教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精神之柱，而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感情纽带及理性观念，所以，这才有在八九世纪以前，中国作为全世界文明的最高峰的存在。

孔子说的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这正是“礼治社会”的要义。

我们从以下的言论件，也可以看到作为人的群体存在的伦理史观，是如何较自然史观跨进了大大一步：

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后礼。（《礼记·表礼》）

周人单礼尚施，事鬼敬神而远之，近人而忠焉。（《礼记·表礼》）。

到了春秋，则更推进了：

子不语：怪，力，乱，神。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

天道远，人道迩。（《左传·昭公十八年》）

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……未知生，焉知死。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

而流行的“天命”观，也最后归结于伦理学，归结于道德论。所谓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，岂不正是与社会伦理观紧紧相连么？

自然，包括政治原则更是从伦理原则中推导出来，而历史学，更离不了伦理学了。所谓“法先王”，不也由此而来么？以“孝”治天下，实际上就是以伦理的信条来整伤国家，而不是以法律的精神来治理国事。中国人的法律思想自古以来淡薄，几乎没有什么像那么回事的法纪，总是让道德、让“理”所束缚，这不能不说是个重要的原因。人们只是考虑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履行伦理义务：所谓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，长者为尊，幼者为卑，以达到社会的和谐。

由“礼”及“仁”，孔子更是高度地重视伦理的学说。他把“仁”称为“至德”，把孝梯、忠信、礼、勇置于仁的统率之下。“仁”者，人二也，这便是人际关系，“孝”为仁的根本，则恰巧以血缘为出发点，“亲亲”也。所以，“仁学”，便成为了血缘宗法思想与伦理社会的核心，在彼时受到极高的推崇，便不难理解了。孟子更是发展为“仁义礼智”、“孝梯忠信”的道德信条，以道德追求为最终目标，直至得出结论：“圣人，人伦之至也”。

所以，孔子认为历史发展的“损益有知”论，则完全从道德伦理出发的。他说：“殷因于夏礼。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，可知也。”礼的概念是很明白的，道德伦理是不变的，变了，则怎么“百世可知”呢？为政要“道之以德”，执常以应变。这便是他的历史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