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安负责人转过头看著林彻。
他的金属细框眼镜在日光灯下反了一点光。
镜片后面的目光和四次约谈以来的每一次都不同。
前三次是“求证“。
这一次不是了。
他没有问“你还有什么要展示的“。
他没有问“接下来怎么办“。
他看著林彻的眼睛,等了大约三秒。
三秒里他的呼吸很均匀,胸口没有起伏。
然后他开口了。
声音不大,语速比平时更慢。
每个字之间的间隔比平时长了一点。
像是每个字都在舌头上过了一遍才放出来。
但他说的不是关於abyss的技术问题。
不是关於预测准確率的追问。
不是关於数据来源的质疑。
不是关於合法性的审查。
他要问的,是一个更大的问题。
大到足以改变这间607號房间里所有人的关係。
比“abyss是什么“更大。
比“它准不准“更大。
比“你为什么不早说“更大。
他还没开口,林彻就知道他要问什么了。
因为从坐到这张椅子上的第一秒起,林彻就在等这个问题。
从杭州飞北京的那趟航班上他就在想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想了两个小时,从起飞到降落。
所有的文件,所有的演示,所有的验证,都是为了让对面这个人走到这个问题面前。
走到了。
终於走到了。
国安负责人的嘴唇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