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。
三月初,石榴树就冒出了新芽。嫩绿色的叶片从褐色的芽苞里挤出来,一片一片,像刚睁开的婴儿的眼睛。萧凌风每天早上出门前都会在树下站一会儿,看那些叶子一天天变大、变密,心里默默算着日子。
开学已经两周了。
高一下学期的课程比上学期重了不少,物理开始讲电磁学,化学进入了摩尔计算,数学的函数部分越来越抽象。但对于一个前世学过高等数学的人来说,这些内容就像小学算术一样简单。他真正需要花功夫的,始终只有语文。
语文老师周建国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,头发花白,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说话慢条斯理,上课从不发脾气。但他有一个特点——他喜欢在课堂上念学生的作文,念到好的会笑眯眯地点头,念到差的面无表情地读完,然后说一句“下次努力”。
开学第一周的作文题是《我的理想》。
这个题目萧凌风前世写过,今生也写过。初中写过,高中又写。每次写都不一样,但这一次,他写得很克制。
他写的是:“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不是对别人有用,是对自己有用。先养活自己,再照顾家人,如果还有余力,就帮一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”
没有豪言壮语,没有壮志凌云。
周老师念了这篇作文,念完之后沉默了几秒,说了一句让全班都安静下来的话:“这篇文章写得像四十岁的人。不是不好,是太老了。”
萧凌风坐在座位上,表情没什么变化。但他知道老师说对了——一个十四岁的孩子,不应该写出“先养活自己”这种话。十四岁的理想应该是科学家、医生、老师、解放军,是那些闪闪发光的、飘在云端的词。
但他写不出来。
他写不出自己不相信的东西。
“萧凌风,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。”周老师临走时说。
办公室在教学楼一层的东头,不大,摆了六张办公桌,桌上堆满了作业本和试卷。周老师的办公桌在最里面,靠窗,窗台上放着一盆文竹,长得细细弱弱的。
“坐。”周老师指了指旁边的椅子。
萧凌风坐下。
“你上学期的期末作文我看了,”周老师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,递给他,“这篇《匆匆》读后感,我给了高分,但评语写的是‘思想过于成熟’。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?”
“知道。”
“你是个聪明的孩子,成绩好,数学物理几乎满分,但语文这个东西,不是你聪明就能学好的。”周老师摘下眼镜,用眼镜布慢慢擦着,“语文需要感受力,需要你把自己放进去,而不是站在外面看。你的文章像一个人在岸上写游泳的感觉,所有的描述都对,但就是没有水。”
萧凌风没说话。
“你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?”周老师看着他,目光里有一种长辈特有的关切,“你以前的作文不是这样的。初中时候你写过一篇《我的父亲》,虽然写得不算好,但至少有感情。现在你的文章里,感情像是被什么东西压住了,包了一层壳,别人敲不开。”
萧凌风沉默了几秒,说:“周老师,我不是不想写,是写不出来。有些东西,写出来没人信。”
周老师看着他,叹了口气。
“慢慢来吧。”他说,“语文这个东西,急不得。你多看看课外书,小说、散文、诗歌,什么都行。别光看数理化。”
“好。”
走出办公室,萧凌风站在走廊上,看着操场上奔跑的同学,忽然觉得有些恍惚。
十四岁。
他十四岁了。
十四岁的身体里住着一个七十多岁的灵魂。这个灵魂见过太多、经历过太多,以至于他没办法用十四岁的眼睛看世界。
这是他的幸运,也是他的不幸。
三月中旬,期中考试前的最后一个周末,林初静来了。
她不是一个人来的。她骑着一辆二六女式自行车,后座上夹着一个布包,包里装着几本数学参考书。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毛衣,领口露出白色的衬衫领子,头发扎成一条马尾,在脑后轻轻晃着。
“陈阿姨好。”林初静进门就先叫了陈阿姨,笑得甜甜的。
陈阿姨正在院子里择菜,看到林初静眼睛一亮。“哎呀,初静来了?快进屋坐,我给你倒水。”
“不用麻烦,陈阿姨,我找萧凌风问几道题。”
“他在屋呢,你进去吧。”
林初静把自行车停在石榴树下,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头发,走进堂屋。
萧凌风已经听到她的声音了,从房间里出来,手里拿着一支笔。
“哪道题?”他问,开门见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