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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民街失窃案壹（第1页）

好几天的无所事事后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金诚侦探社终于接到了案子。

说“无所事事”其实不太准确。朱影每天照常送外卖，电动车后座上的保温箱里塞满了打包好的饭菜，在揽和市的大街小巷里窜来窜去，像一只勤奋的、穿着荧光黄马甲的蜜蜂。温栖早出晚归地接摄影单，朋友圈里每天更新一组客片，从情侣写真到全家福，什么题材都有，滤镜风格统一是那种温暖的、让人看了想谈恋爱的色调。秦恪在报社坐班，偶尔在群里发一条“今天又加班”的消息，配一张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稿件的照片。张旭在网吧值夜班，白天睡觉，生物钟完全颠倒，在群里说话的频率最低，但每次发言都一针见血，像一把手术刀——如果手术刀会骂人的话。

夏厌这几天也没闲着。他跟着朱影送了两天外卖，把揽和市东区的大街小巷摸了个七七八八；跟着温栖出了一次外景，在海边帮一个穿白裙子的姑娘举反光板，举了整整一个下午，胳膊酸了三天；还跟着秦恪去报社参观了一圈，被那台老旧的、每次复印都会发出惨叫的打印机吓了一跳。至于张旭——张旭说网吧空气不好，你少来。

阳光从洛民街的东边斜斜地照过来，把整条老街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。那扇破木门上的铜牌——“金诚推理社”——被阳光照得发亮，连“推理社”三个字里那个偏左了半个字符的“理”字，都显得没那么歪了。卖烤红薯的老伯已经出摊了，炉子里的炭火烧得正旺，红薯的甜香顺着风飘过来，跟早餐店的葱油饼味混在一起，在洛民街的空气中跳了一支味道浓烈的双人舞。

夏厌正蹲在侦探社门口系鞋带，鞋带系到一半，他听到了脚步声。

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，是好多个人。杂沓的、急切的、踩在石板路上发出各种不同音调的脚步声，像是一首没有指挥的、各吹各调的合奏曲。夏厌抬起头，看到一群人正从洛民街的西边朝这边走过来。走在最前面的是包子铺的大叔，他穿着那件标志性的白色围裙，围裙上沾满了面粉，像刚从雪地里打了个滚。他的步子最大，迈得最快，整个人带着一种“这事不能再拖了”的气势。

他身后跟着一个中年妇女，烫着一头小卷发，穿着一件碎花衬衫，手里还攥着一个布袋子——布袋子的口没扎紧，露出半棵白菜的绿叶子。这是杨妈，洛民街上有名的家庭主妇，据说她买菜从来不还价，但一定会让老板多送两根葱。

杨妈旁边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，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棉布外套，手里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木拐杖。这是白奶奶，花店店主，她的花店就在洛民街的中段，门口永远摆着几桶鲜花，路过的时候能闻到玫瑰和百合的香气。她走路不快，但每一步都很稳，拐杖点在石板路上发出“笃、笃、笃”的声音，像是一只手在轻轻地敲门。

再后面还有三四个人，夏厌叫不上名字，但都面熟——这几天的闲逛让他已经把洛民街上大部分常驻居民的脸记住了，虽然脸和名字还配不上对，但见面点头打个招呼已经不成问题。

这群人走到侦探社门口，停下了。

包子铺的大叔喘了口气，用围裙擦了擦额头上的汗——那围裙上的面粉因此又多了几道白色的痕迹，像是一条被画上了抽象画的白布。他看了看蹲在地上系鞋带的夏厌，又看了看半掩的铁门，张了张嘴，似乎在想该怎么开口。

夏厌系好了鞋带，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灰。

“大叔，找我们？”

“找你们，”包子铺大叔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种“这事说来话长但我尽量长话短说”的急促，“你们侦探社的人都在吗？”

夏厌朝楼上喊了一声：“来人了！”

这一声的效果立竿见影。楼上先是传来一声椅子倒地的“哐当”——大概是朱影从椅子上弹起来的时候把椅子带倒了；然后是温栖的声音：“老猪你慢点！”；接着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楼梯被踩得“咚咚”响，整栋楼都跟着微微颤抖，像是在经历一场小型地震。

朱影第一个从楼梯口冒了出来。他今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T恤，上面印着“侦探”两个大字——跟之前那件“我是侦探”不是同一件，这件更直接，连“我是”都省了，霸道得很。他的头发翘起一撮，像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，今天他轮休，不用送外卖。他的脸上还带着睡意，但眼睛已经亮了，那种亮是一个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猎物出现时的亮。

“先上楼吧大家”朱影说，声音里带着一种“我已经准备好了”的兴奋。

温栖跟在他后面走出来。她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，袖子卷到手肘，头发随意地披在肩上，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刚从某本时尚杂志的“周末居家”专题里走出来的。她看了一眼门口的人群，微微挑了挑眉，没有说话，但她的表情分明在说：哦，来活了。

秦恪探出头的时候还在戴眼镜。她的眼镜放在口袋里，大概是刚才跑得太急没来得及戴上。她把银色的半框眼镜架在鼻梁上，推了推，目光从模糊变清晰，然后看到了门口那一大群人，下意识地往温栖身后缩了缩。但她没有退回去，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笔记本——夏厌后来才知道，秦恪永远随身带着这个笔记本，随时准备记录任何可能成为新闻素材的东西，这是一个报社工作者的职业本能。

张旭最后一个出现。他刚下班，因为网吧的夜班是早上八点结束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，帽子没戴，露出一头乱糟糟的头发。他的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黑眼圈，但他的眼神一点也不涣散，反而带着一种“我知道你们有事找我”的警觉。他靠在楼梯口的墙上，双手插兜，没有说话，但整个人已经进入了“接收信息”的状态。

五个人，齐了。

夏厌站在门口，侧了侧身，把门口的位置让出来。包子铺的大叔率先迈过门槛，杨妈和白奶奶跟在后面，其余几个人也鱼贯而入。一群人挤进侦探社二楼那间不大的房间里，顿时显得更小了。有人站着，有人坐着，有人靠在墙上，有人干脆蹲在地上——蹲着的是杨妈，她说站着累，蹲着舒服，然后她就真的蹲下去了，布袋子放在脚边，白菜叶子从袋口探出头来，绿油油的，跟她碎花衬衫上的花色相映成趣。

包子铺大叔作为代表，清了清嗓子，开始说明来意。

事情是这样的。

最近一个星期，洛民街上陆续有人丢钱。不是那种大张旗鼓的、翻箱倒柜的盗窃，而是那种悄无声息的、你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丢了的失窃。包子铺大叔放在收银台抽屉里的零钱，少了两百多块。杨妈压在客厅茶几下面的买菜钱，少了一百五十块。白奶奶花店柜台后面的铁盒子里，少了三百块。还有其他几户人家，丢的数目不等，但加起来零零总总，刚好一千块左右。

“一千块不算多，”包子铺大叔说，摊开两只手，手指上还沾着没洗干净的面粉，“但对咱们小本生意来说，那也是一笔钱啊。两百多块，我得卖多少包子才赚得回来？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？”

杨妈蹲在地上，抬起头接话：“我家丢的那一百五，是我准备买排骨的钱。我家那口子念叨了好几天想吃排骨炖莲藕，我钱都准备好了，一翻，没了。排骨也没吃上。”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“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”的愤慨，但更多的是一种“我好不容易想给老公做顿饭我容易吗”的委屈。

白奶奶拄着拐杖，慢慢地开口了。她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，每一个字都像是被仔细擦拭过才拿出来的一样：“我那个铁盒子，放在柜台后面的架子上，第三层，左边第二个位置。几十年了，我一直把钱放在那里，从来没丢过。这次少了三百。”

他们已经报过案了。辖区派出所的警察来过，做了笔录，调了监控。但是洛民街这一带的监控摄像头大多是很多年前安装的，像素低得可怜，晚上基本就是一片模糊的马赛克。加上老街巷子多、岔路多、能拍到街面的摄像头就那么两三个，小偷大概是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，全程避开了所有的监控死角。警察做了能做的一切，但警力有限，辖区里的案子一个接一个，这种丢了一千来块的小案子，实在是排不上优先级。

“我们知道警察同志不容易，”包子铺大叔说，语气里没有埋怨，只有一种“没办法，只能自己想办法”的无奈，“但我们这些人都是急性子，等不了。钱不多，但心里不踏实啊。今天丢一百，明天丢两百，谁知道后天丢多少？小偷抓不到，我们睡觉都不安稳。”

杨妈接话：“可不是嘛！我现在出门买菜都得把钱揣在身上，连上厕所都带着。那天我去公厕，把裤兜里的钱掏出来攥在手里，隔壁蹲坑的大姐还以为我在干什么呢！”她说这话的时候表情非常严肃，但旁边有个年轻街坊忍不住笑了一声，又迅速憋了回去。

白奶奶用拐杖在地上又点了一下，“所以我们来找你们了。听说你们侦探社的年轻人有干劲，脑子也活，帮街坊邻居找过猫找过狗的，我们想着，这案子交给你们，兴许能有办法。”

五个人互相看了看。